刘振秋14日晚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说:“虽然我们是政府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也是消费者。在这方面我们和群众的感受是一样的。”

不过,药品费用是由用药数量、用药结构和药品价格三方面因素构成的。药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医药费用却在上升,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

他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药品大量应用于临床,例如过去治感染的只有青霉素、四环素等,现在有了更有效、更安全的头孢类抗生素等。过去治高血压、心绞痛的常用药是降压零号、心痛定等,但是现在人们更多地使用长效药物,如洛活喜、拜新同等,这种药品结构的更新换代拉动了药品费用的上升。

刘振秋认为,受饮食习惯、环境等影响,过去很少发生的疾病现在成了常见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恶性肿瘤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导致了治疗费用的上升。

他说,临床用药不合理是导致人们感到看病贵的重要原因。这些不合理的用药方式包括大处方、开贵重药、滥用药等。这些都是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引发的不合理行为。

他认为人们感到药费负担比较重的另一个原因是个人负担比例比较大。“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很多群众没有医疗保险,看病、吃药靠自费。即使有保险的人,也因保险报销比例的问题,个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费用。”1978年后,个人医药支付的比例由过去的2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50%左右。

他认为应研究健全医疗保障体系,通过社会共济、风险共担来解决群众个人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针对一些药品降价后企业通过改变剂型、包装等方式,再高价上市的现象,刘振秋表示,发展改革委在价格方面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药品差比价规则》是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它规定,成分相同的同种药品,在改变剂型、规格、包装后,其价格必须按照规定的比价差价执行。另外,有关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整顿药品审批注册的秩序,相信在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这一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14日说,我国打击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新一轮的药品价格调整工作等措施使得我国去年人均门诊费首次接近于零增长,住院费用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14日说,有关媒体报道称我国今后不再大规模调整药品价格的说法“不准确”。政府调整药品价格是减轻群众负担的重要举措之一,“原则上我们将每两年调整一次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药品价格”。

记者25日从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掌握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及价格,及时制定调整药品价格,发展改革委将建立药品成本和市场价格调查制度,定期调查。

9日,有媒体报道,本轮260种西药调价是药品“大降价”时代的终结,今后药价将由集中大规模降价转变为定期微调。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种说法并不准确,药价还将延续按种类分批调整的方式进行。

国家发改委5月8日宣布,调整260种西药最高零售价格,其中70%品种价格进行下调,降价金额约50亿元。针对本轮西药调价,有媒体报道解读为此次调价是药品“大降价”时代的终结,今后药价将由集中大规模降价转变为定期微调。5月9日,国家发改委对外辟谣,表示此种说法不准确,药价还将延续按种类分批调整的方式进行。然而,药品“大降价”时代终结的谣言也引出了“药价频频降,百姓没感觉”的议论。

一项原本为限制药品暴利而设的制度,由于政策不完善和管理滞后,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宣威2004年药品集中竞价采购的价目表来看,国家规定的各种药品最高零售价格,无一例外都远远高于宣威竞价采购的最终成交价格。比如1克装的头孢曲松钠,国家最高零售价为20元,宣威竞价采购的成交价只有2元。可以说,正因为最高限价制度的不合理,导致药品实际价值与最高限价之间空间太大,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这是目前药价虚高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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